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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檔案館新館啟用 以史之名樹一座文化地標

2017-06-24 02:49:45

來源:浙江在線-浙江日報    作者:嚴粒粒 李 軍 王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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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是歷史憑證,是人類文化傳承的重要紐帶。本月恰逢第十個國際檔案日,杭州城西豐潭路409號的浙江省檔案館新館正式啟用。作為文化浙江建設中又一座崛起的文化地標,浙江省檔案館已經歷兩次遷移。

  從成立之初靈隱寺旁的石蓮亭5號到寶石山下的曙光路45號,再到豐潭路409號,52年來,浙江省檔案館讓群眾在充分利用檔案文化的過程中,用珍藏的歷史,喚醒共同的記憶。
  相比寶石山下樹蔭里的隱于市巷,拔地而起的新館展示了恢弘的姿態,其“走向依法管理、走向開放、走向現代化”的檔案工作正與時俱進、邁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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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6月,位于豐潭路409號的浙江省檔案館新館正式啟用。 石戰杰 攝
  檔案 煥發新貌
  52載歲月,若把視線從石蓮亭5號移至曙光路45號,最后落眼在豐潭路409號這一棟嶄新而挺拔的建筑,無數變化悄然發生。
  在省委、省政府領導的關心下,省檔案館新館建設很早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2008年新館建設正式立項,2009年,完成了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審批。2010年,新館建設的9個預選設計方案還曾經公開展示,廣泛征求公眾意見和建議。
  2011年,浙江省檔案館新館建設工程開工儀式舉行。新館總用地面積超過60畝,其中地上15層,地下一層,設計館藏收集年限50年,館藏450萬卷(冊)。新設的400多人學術報告廳、200多人多功能廳和超過6000平方米的各類展廳和專業檔案閱覽室可同時接納上百人。
  來到新館,正門前,寬闊的檔案文化廣場呈歡迎之姿。廣場中央,5根刻著鐵路大橋、飛機、輪船等圖案的高聳石柱,象征著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的館藏精品《湯壽潛與保路運動檔案》《茅以升與錢塘江大橋工程檔案》與《浙江抗日軍民救護遇險盟軍檔案》。
  館內現保存完整的檔案共計279個全宗,檔案資料106萬卷(件、冊),除了少量為清代以外,絕大部分為民國時期和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形成。其中開放檔案20余萬卷(件),電子閱覽室開放目錄100余萬條。豐富的館藏,既反映了省情省貌,又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史之原始,國之寶笈;世步可循,民情可跡;存史資政,利貞社稷……”新館正門前高聳的石碑上銘刻的浙江省檔案館賦,訴說著發展中的浙江省檔案館,始終履行著維護歷史真實面貌,承擔為社會文化發展提供文化資源的重任,不負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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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浙江省檔案館始建在石蓮亭5號。 汪斌 攝
  檔案 走向開放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檔案從群眾中來,應當回到群眾中去。浙江省檔案局(館)長劉蕓認為,只有把“死檔案”變成“活資料”,才能實現檔案價值,檔案工作才能發揮其存在意義。
  早前,檔案和檔案館曾經蒙著一層神秘的面紗。已經退休的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樹標先生曾回憶:“石蓮亭5號曾經是省檔案館的代名詞,大門緊閉,門內有警衛,待敲門時才將小門打開,頗為神秘。”
  而今天,檔案館不再是“秘密”的代名詞。6月中旬,臨近學期末,早上9時,檔案館內已經有不少學生在大廳內凝神翻閱著民國時期的電子檔案,為論文成稿準備做最后沖刺。在新館功能徹底完善之前,位于曙光路45號的老館發揮著余熱,迎接著絡繹不絕的查檔群眾。
  2016年初,有一位老人流下的淚水,讓查檔大廳負責接待工作的李玉娥難以忘懷。那時,老人在館藏的黃埔軍校同學錄中,第一次見到了父親的模樣。
  在浙江省檔案館保存的群眾反饋信息中,老人留下了這樣一段感言:“父親是黃埔軍校第六期學員,我很小時他就已去世。自出生起,我的記憶里從來沒有父親的一絲印象。今天我來到浙江省檔案館,找到了父親的相片,這是我66年來第一次看到父親的容貌,感謝浙江省檔案館實現了我多年的愿望。”
  浙江省檔案館利用館藏檔案資源,為社會公眾服務提供了新路徑,也給群眾帶來了真切的利益。例子比比皆是:2013年,來自美國的學者關先生在民國時期的浙江省農業廳、建設廳、衛生廳等檔案中,查閱了大量浙江省化肥使用相關檔案,為其研究課題《中國近代肥料史》提供了豐富史料;2011年,一位老人查閱到了上世紀60年代的精簡人員檔案證明,從而可以每月領取500元補貼;2006年,耄耋之年的任老先生在撰寫回憶錄時,找到了上世紀40年代的大學學歷證明……
  檔案利用正逐步走向親民、便民、惠民。只要帶一張身份證,人們就可以前往檔案館查閱各類開放案卷。即使不方便出門,浙江省檔案館在全國率先推出省、市、縣三級國家檔案館聯動的“異地查檔、跨館服務”工作,也可以方便群眾在家門口查閱開放的檔案數據庫。
  早已晉升為國家一級檔案館的浙江省檔案館,自1981年向社會開放以來,已接待國內外查檔利用者22余萬人次,提供檔案資料500余萬卷(件、冊)次。目前,館藏數字化率達到55%,內容包括革命歷史檔案、民國檔案、新中國成立后檔案、各地地方志、家譜、報紙、同學錄、民國浙江陣亡將士名錄、政策法規等。
  檔案資源建設絕非占有。浙江省檔案館在2014年成立浙江省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共招募來自浙江各地的收藏研究會會員百余名,以求凝聚、引導民間社會力量推進檔案事業發展,構建檔案文獻收藏的民間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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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浙江省檔案館搬遷至曙光路45號。 汪斌 攝
  檔案 刻印文化
  檔案首先是一種文化,其收集、整理、收藏、傳播的每個環節都體現著文化的刻度。檔案雖然無語,但如遇到善解者,庫房中的一疊疊微沾灰塵的故紙,自能逼真重現當日時光。
  假如,我們打開龍泉市檔案館館藏《龍泉晚清民國司法檔案》,撲面而來的兩萬多個記錄在案的訴訟案件,不難讓我們恍惚進入彼時彼地。
  它是目前已知保存最完整、數量最大的晚清民國時期基層司法檔案文獻。這份檔案共計17411卷,88萬余頁,所記錄的案卷時間起自1912年,止于1949年。在浙江省檔案館的指導下,“龍泉民國司法檔案整理與研究”工作從2008年啟動開始,從未停止。2016年,該項目入選浙江省社會科學界“十大學術關注”。
  浙江文化歷史悠久,卷帙浩繁,檔案不僅收藏在館,也有眾多仍保存在民間。在麗水松陽,深藏著一組“石倉檔案”,內容包括家書、流水賬、收租簿等一批完整的清代及民國的契約檔案。這是被學界稱為繼“徽州文書”之后,再次發現的最為系統和完整的古村落文書。
  檔案文化不僅意味著收藏,更意味著傳播。
  浙江省檔案館與浙報集團合作的《觸摸得到的文脈》,通過探訪51位浙江文化名人,將報道組織成集,呈現對文化的敬意;《浙江歷史上的今天》作為反映浙江的一項基礎工程,以大事條目形式記述浙江近現代和當代發生的大事;《檔案時空》則通過館藏檔案的深度挖掘,以今人視角解讀浙江重要歷史人物及重大歷史事件……浙江省檔案館每年都深度挖掘一批檔案文化精品,解析歷史,育人育心。
  隨著新館的投用,建設“紅色檔案館”成為重點建設內容。已經展出的《“兩美”建設的成功實踐——浙江省“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成就展》,以及將要展出的《難忘浙江事》《大寫浙江人》《走進檔案》三個固定展,將發揮黨員領導干部教育基地和中小學生第二課堂的作用,為服務浙江省政治文化建設,弘揚和秉持“浙江精神”提供教育素材。
  檔案 布局科技
  科技浪潮正洶涌澎湃,檔案的數字化為檔案開發利用和檔案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更多可能。在浙江省檔案館的統籌下,浙江共建成示范數字檔案室1322個,規范化數字檔案室4920個。
  數字圖像,讓檔案跨越空間與時間的限制而永存。“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浙江省檔案館新館三樓查閱大廳開設的猶他家譜學會浙江查閱利用中心,給了人們對這個困擾世人的永恒哲學問題以中國式解答的機會。這是美國猶他家譜學會首次與中國檔案部門合作建立的家譜查閱利用中心。坐在寬敞的電子閱覽室,手指只需在電腦前點擊,一份份家譜就能夠被公開、免費查閱。
  音頻,則是圖像之外的另一種檔案。在第二屆世界浙商大會上,與會浙商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音頻禮物《鄉音的呼喚——浙江方言語音典藏(光盤版)》。打開光盤,一段段江浙獨有的吳儂鄉音,喚起了無數海內外浙商的故鄉情懷,引起了強烈共鳴。這正是浙江省檔案館2011年開始開展的浙江方言語音建檔工程的成果之一。
  浙江省檔案館用數字記錄方式記錄了浙江11個市共96種方言語音,建立了內容完備、體系健全的浙江方言語音檔案資料庫,使浙江方言得到了有效系統的記錄傳承。
  檔案工作在追溯過去,也在展望未來。走在新館寬敞的展廳內,超過4000平方米的展廳,為館藏陳列和各類專題展覽與文化藝術類展覽提供空間;多個學術報告廳、會議室,不僅可以滿足國內外學術交流會和專題報告會需求,還可以播放紀錄片;空間更大、科技更優的庫房設施,不僅大大提高了館藏檔案的保護功能,還為開展個人藏品保管服務提供了可能……
  [閱讀延伸]
  浙江省檔案館館藏精品
  除了少量為清代以外,浙江省檔案館絕大部分館藏內容為民國時期和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形成,共計279個全宗,檔案資料106萬卷(件、冊),其中清代檔案3353卷(件),民國時期檔案12萬卷(件),革命歷史檔案3398件,新中國成立后檔案83萬卷(件);照片、聲像等特種載體檔案53萬張。
  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的浙江省檔案館館藏精品:
  1.《浙江抗日軍民救護遇險盟軍檔案》
  浙江抗日軍民救護遇險盟軍檔案主要為1942年營救杜利特爾轟炸機隊飛行員和1942年10月舟山漁民救助“里斯本丸”英軍戰俘事件相關照片、文字等記錄。1942年4月18日,美國空軍杜利特爾中校率領16架B-25型轟炸機對日本東京等城市進行轟炸。完成任務后,因與地面失去聯絡,15架飛機在浙江等省墜毀。同年10月初,裝載1800多名英國被俘人員的日軍運輸船“里斯本丸”,途經浙江省定海縣東極鄉海域時被魚雷擊中沉沒。該檔案文獻客觀地記錄了這兩起事件中,浙江抗日軍民勇救美國飛行員和英軍戰俘的事實,體現了中國人民偉大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真實再現了二戰期間中、美、英三國人民共同抗日,用鮮血和生命在反法西斯戰場上筑就友誼的歷史,多年來在國際上有重大影響。
  2.《茅以升與錢塘江大橋工程檔案》
  錢塘江大橋工程檔案形成于1933年至1937年,主要為錢塘江大橋籌備、設計、施工過程中形成和積累的工程圖紙、照片、底片,客觀記載了建橋、炸橋、修橋的全過程,在中國橋梁建設史研究方面有重要價值。1975年9月,茅以升把保存了40多年的大橋檔案捐贈給浙江省檔案館,同時附有書信說:“錢塘江大橋為浙江及各省勞動人民的一項巨大成就。我曾參與工程,始終其事,藏有當年關于設計施工的第一手資料,整理為三卷:(一)工程報告(二)專刊、匯稿(三)工程攝影。茲特贈送你館以供參閱,如蒙接受,即祈查收、整理,并示復為荷。”大橋的建成打破了“中國人無法在錢塘江上造橋”的斷言。如今,錢塘江大橋依然屹立在滾滾錢江潮上,見證著歷史的滄桑和輝煌。
  3.《湯壽潛與浙江保路運動檔案》
  湯壽潛與浙江保路運動檔案形成于1905年,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珍貴史料。浙滬自古就是我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在此修建鐵路,外國列強垂涎多時。1905年,湯壽潛偕同夏曾佑、張元濟等人挺身而出,為保衛路權,捍衛國家主權,倡議拒絕借款,集股自辦全浙鐵路,創建了浙江浙江鐵路公司,湯壽潛為總理,劉錦藻為副理。浙江浙江鐵路公司的成立,打破了英美瓜分蘇浙鐵路路權的美夢。在蘇浙兩省人民堅持不懈的斗爭下,浙江保路運動取得勝利。其在中國近代史上影響之大,意義之深遠不亞于粵、漢、川等保路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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